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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回报的投资一定伴随着高风险,但反过来高风险常常并不能带来高回报。任何一种长期赚大钱的金融投资必须有它内在的动力做保证。股票长期来讲总是呈上涨趋势,因为全世界经济在发展。风险投资也是一样,它内在的推动力就是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由于新的行业会不断取代老的行业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专门投资新兴行业和技术的风险投资从长期来讲回报必定高于股市。因此风险投资看上去风险大,但是并不是赌博,它和私募基金都是至今为止收益最高的投资方式(回报率分别在15%和20%上下)。正是鉴于它的高回报,不断有人和单位(Institute)愿意将越来越多的钱放到风险投资基金中去,比如斯坦福大学将其退休基金的很大一部分放到在风投公司KPBC去投资。近三十年来,风投基金越滚越大,从早期的一年几万美元,到2006年的每季度六七十亿美元。由于风投公司不公开财务报告,很难准确了解美国风投的准确规模,但是普遍估计2007年的美国的风投基金规模大约是二三百亿美元。现在,美国自己已经消化不了全部的风投资本了,因此这些年美国大的风投公司也开始在海外投资,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投在了中国和印度(欧洲的风投至今仍然很少)。在个人微机时代,组装甚至制造微机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连我本人都攒PC机卖过。因此,二十几年来,出现了无数的微机品牌,小到中关村攒出来的自己贴牌子的兼容机,大到占世界绝大部分市场的所谓品牌机,如戴尔、惠普和联想。虽然这些计算机配置和性能大相庭径,但是它们都使用微软的操作系统和英特尔系列的处理器。从这个角度讲,微机时代的领导者只有两个,软件方面的微软和硬件方面的英特尔。有人甚至把PC机行业称为英特尔/微软体制。当然世界之大必然能够出现一些成功改良自己基因,并成功转型的公司。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会介绍诺基亚如何从一个木工厂变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厂商,通用电气如何从一个电子公司变成一个以银行业为主的跨行业的商业巨子,以及3M公司如何成为一个综合领域的常青树。澳门新葡亰网站注册在研究方面,郭士纳将研发经费从营业额的9%降到6%。以前的IBM实验室很像贝尔实验室,有不少理论研究,郭士纳砍掉了一些偏重于理论而没有效益的研究,并且将研究和开发结合起来。一旦一个研究项目可以实用了,他就将整个研究组从实验室挪到产品部门。到后期,他甚至要求IBM的所有的研究员必须从产品项目中挣一定的工资。这种做法无疑很快地将研究转化成产品。但是这样做无疑会影响IBM长线研究和基础研究,为了弥补这方面的损失,IBM加强了和大学的合作,在几十所大学开展了科研合作或者是设立了奖学金。

澳门新葡亰网站注册在第一个领域,惠普有技术上的优势,它的竞争对手主要是日本公司,后者追赶得很快,而且日本的产品在价格有优势。这个领域发展平稳,利润率稳定,但是市场规模不大,因此,卖掉它顺理成章。医疗仪器这个行业利润丰厚,由于门槛很高,新的公司很难进入,因此相对竞争不是很激烈,惠普在全世界真正的对手只有通用电器(GE)一家。(在核磁共振上,德国和日本的公司在品质上比美国公司的要差一些。)但是成长不是很快,尤其是新的技术和设备都要经过FDA认证才能生产销售,因此研发周期极长。从情理上讲,惠普应该保留这个利润丰厚的部门,因为历来公司都是剥离利润低的部门而保留利润高的。但是,GE这个对手可不是一般的对手,上百年来,它是世界上少有的常青树,而它的核磁共振机是惠普永远无法超越的。因此,惠普把它的医疗仪器部门分出去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决定。事实证明,今天的安捷伦确实无法赶超GE的医疗仪器部门。横向扩展是指产品一旦做出了,很容易低成本的复制并扩展到相关领域。微软的技术就很好横向扩展,一个软件做成了想复制多少份就复制多少份。太阳能光电转换的硅片就无法横向扩展,因为它要用到制造半导体芯片的设备,成本很高,而且不可能无限制扩大规模,因为全世界半导体制造的剩余能力有限。作为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风险投资公司。KPCB依然保守着“礼贤下士”的好传统。KPCB的合伙人,包括多尔本人,经常去斯坦福大学的“投资角”参加研讨会。多尔本人对年轻的创业者保证,他一定会读这些创业者写给他的创业计划书和Email,虽然他可能没有时间一一回复。KPCB对创业者的要求和红杉风投差不多,要找KPCB的准备工作也和找红杉风投相似,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中国是KPCB在美国本土外唯一有办公室的国家,它在北京和上海设有分部,联系地址是:

摩托罗拉长期以来形成了高工资,高福利的大锅饭,员工干好干坏差别不大。摩托罗拉的本意是想避免员工之间不必要的攀比,每个人都有一个宽松自在的环境安心工作。这是四五十年前大公司吸引人才的方式,欧洲公司至今还采用这种办法。但是这不太适合喜欢冒险的美国人。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科技公司为了调动知识型员工的积极性,很多采用的股票期权制(我们以后再仔细介绍)。而摩托罗拉公司很晚都没有采用这种福利,直到今天,摩托罗拉公司给员工的期权依然数量很少。这不能不说是受摩托罗拉的传统管理方式所限。因此,很多人把摩托罗拉看成一个去养老的公司而不是一个创业的公司。奥地利著名传记作家茨威格在他的《人类的群星闪耀时》一书中写道“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IBM在经营上相当的保守,它一直固守自己的核心领域,很谨慎地开拓新的领域。从机械的制表机到大型计算机,到今天的Linux开源服务器,IBM始终牢牢地控制者美国政府部门、军队、大公司和银行的业务,即使它生产的笔记本电脑,也是针对公司用户而不是个人用户的。在同档次的笔记本电脑中,它的价格比其他厂家的要贵很多,因此个人很少自己掏腰包购买IBM笔记本。IBM在自己一些非核心领域也常常处于领先地位,但是它也不轻易在那些领域快速膨胀。比如,它在很长时间里在存储技术、数字通信技术、半导体芯片设计和制造技术上都领先于世界,但是我们很少看到IBM花大力气开拓这些市场。保守的好处是不容易轻易出错,因为像IBM这样服务于美国乃至世界各国核心部门的公司,产品上出一点错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要知道美国主要银行对计算机系统的要求是一年宕机时间不能超过五分钟。IBM这种保守的做法让大客户们很放心,因此,即使它的产品和服务比别人贵,政府和公司还是很愿意,或者说不得不用IBM的。澳门新葡亰网站注册针对复杂指令的处理器的上述两个不足之处,八十年代,计算机科学家们提出了基于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设计思想,其代表人物是现任斯坦福大学校长、美国科学院、工程学院和文理学院三院院士轩尼诗(JohnHennessy)教授和加大伯克利分校著名的计算机教授派特森(DavidPatterson)院士。精简指令系统只保留很少的常用指令并将一条复杂的指令用几条简单的指令代替。基于精简指令集的设计思想是计算机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它使得计算机处理器的设计得到很大简化,同时由于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可以保证每条指令执行时间相同,处理器内各部分可以很好地流水作业,处理器速度可以比同时期的基于复杂指令的处理器要来得快。精简指令集的处理器包括很多工作站的处理器和现在最快的SonyPS/3游戏机的微处理器PS/3-Cell。

摩托罗拉至今都看不起三星和诺基亚不重视核心技术、只在外型和功能上搞花架子的做法。摩托罗拉一直认为技术和质量是产品的关键,因此我说它是IT业的一个贵族。这当然没有错,但是远不够。今天,至少在手机行业,各个公司产品在硬件技术上差不到哪去,设计一款手机的硬件和当年在中关村攒一台PC一样容易。现在的手机里面没有几个芯片,而且核心的只有一个,只要到TI去买就可以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有无数手机品牌的原因。)因此手机的质量都不是唯一决定市场的因素。另一方面,今天所有手机的质量比二十年前都有很大的提高,今天质量差的手机也比二十年前质量好的手机质量更好,也就是说质量差的手机也凑合能用。要想在今天的手机市场上(尤其是在亚洲)站稳脚,功能、外观的设计和质量及技术含量同样重要,商业和市场的开拓更是不可偏废,在这些方面,摩托罗拉和后进入手机市场的公司几乎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是AT&T的麻烦也伴随着公司的发展而来,美国政府司法部盯上了它。1913年,根据司法部的金斯堡(Kingsburg)协议,AT&T不得不收敛一下它的扩张。1925年,它甚至将除加拿大以外电信业务分离,专注于美国市场。这次收缩歪打正着,使它成功地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存活下来。可以想象,如果当初AT&T的摊子铺得太大,躲过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会小得多。事实上,很多道琼斯工业指数中的公司都没有逃过那次经济危机。大萧条后,AT&T公司恢复得很快,二战后,美国的电话普及率达到百分之五十。贝尔实验室也是成果倍出。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二战中,贝尔实验室的天才青年科学家香农提出的信息论。信息论是整个现代通信的基础。到五十年代,AT&T发展到美国政府司法部不得不管一管的地步了。1956年,AT&T和司法部达成协议,再次限制了一下自己的行为。反垄断法逼着AT&T靠科技进步来提升自己的实力。因此,AT&T巩固了自己在技术上的领先地位。1948年,AT&T实现商用的微波通信,1962年,它发射了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尽管有些小的竞争者存在,它们无法撼动AT&T的根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美国百分之三、四十的风险投资投到了只占国土面积万分之五的硅谷地区,并且让硅谷创造了无数的神话。在这里,大约每十天便有一家公司上市。美国前一百强的公司中,硅谷占了四成,包括IT领域的领军公司惠普、英特尔、苹果、太阳、思科、雅虎、Google(谷歌)和现在很红的YouTube、Facebook,以及生物领域的基因科技(Genentech)。当然世界上最大的风险投机公司KPCB、红杉风投和很多大的投资公司也在硅谷。硅谷还拥有世界上顶级专业数量排名前两名的大学斯坦福大学和伯克利加大(UCBerkeley)。但是,凡事有一利就可能有一弊。美国政府的NSF和DARPA等科研经费一般资助的都是工业界不愿意支持的基础研究项目,比如基础科学、生命科学和材料科学的许多项目。这些研究课题在短期内不可能产生任何商业价值,有些可能永远没有商业价值,由政府出钱来资助这些项目对于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是非常必要的。一旦某个项目有了商业价值,并且可以由公司资助时,政府会渐渐减少并且最终停止对这些课题的资助,因为政府(纳税人的代表)认为没有必要和工业界做重复的事,更没有必要和工业界竞争。在这一点上,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美国政府几乎没有对搜索技术研究的资助,因为它是一个已经开始盈利的技术。几周前我接待了一个中国政府代表团参观Google,在最后的提问时间,一位官员问美国是否对Google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在政策上和资金上给予扶植和照顾,在场的Google副总裁回答,她觉得Google作为一个非常盈利的公司,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从政府得到特殊的关照。需要政府帮助的是那些小而且不容易盈利的公司,比如太阳能公司。

最早看到这个现象的是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Moore)博士。早在1965年,他就提出,在至少十年内,集成电路的集成度会每两年翻一番。后来,大家把这个周期缩短到十八个月。现在,每十八个月,计算机等IT产品的性能会翻一番;或者说相同性能的计算机等IT产品,每十八个月价钱会降一半。虽然,这个发展速度令人难以置信,但几十年来IT行业的发展始终遵循着摩尔定理预测的速度。思科幸运地站到了互联网革命的浪潮之巅,在互联网革命大潮的推动下,思科上市后仍然能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当然,思科能坐稳网络设备供应商的头把交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非常特殊的文化。对上一节最后一个问题,最好的答案就是四个字“基因使然”。当我在前面的章节提到基因对一个公司发展的决定作用时,一些读者觉得我是在宣扬宿命论。遗憾的是,现实是很残酷的。一个公司可以不相信基因的决定性,但是最终无法摆脱它的影响。上个世纪最后的十年,以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为核心的一场技术革命开始了。互联网是信息传播的渠道,多媒体技术则提供了数字化的信息源。原来的录音带和录像带很快被激光唱盘和DVD代替,随着声音和图像压缩技术的出现,这些数字化了的音乐和录像很容易在互联网上传播。到九十年代末,互联网上充斥了各种盗版的音乐和电影。以前,音乐唱盘属于一个垄断的暴利行业,这个行业的一位朋友告诉我,音乐CD平均一张十美元左右,而除去版税后的制作成本总共只有十几美分到几十美分,视批量而定。现在网上有了不要钱的,音乐下载很快占整个互联网流量的四分之一,广大网民一下子学会了听下载的音乐、看下载的录像。同时,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小的音乐播放器,但做的都不是很理想。虽然唱片公司集体告赢了帮助提供盗版音乐的Napster公司,盗版的音乐和录像很快从互联网中消失了。但是,用户用一个小播放器听音乐和歌曲的习惯已经养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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